2016/6/23

流调小分队筑牢抗疫堤坝 _养生

2020-07-16 03:10

流调小分队筑牢抗疫堤坝 _养生

来源:[db:来源]作者:新闻库来源发布时间:2020-07-16 转运员吃饭没点儿,只能将就。 流调员逐一摸排密接人员出入的小店。 刘冠林摄 ▲来不及脱去防护服,流调员补充调查记录。 深夜他们还在村里寻找流调对象。 曾经为疫情高……

  转运员吃饭没点儿,只能将就。

  流调员逐一摸排密接人员出入的小店。 刘冠林摄

  ▲来不及脱去防护服,流调员补充调查记录。

   深夜他们还在村里寻找流调对象。

  曾经为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大兴黄村镇,成立了一个协助疾控系统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小分队,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为筑牢防止病毒扩散的堤坝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15天时间里摸排了304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其中90人之后被定为密切接触人员,2人为确诊病例。这支争分夺秒切断病毒传播链的流调队被称为“抗疫利刃”小分队。

  现场直击

  30分钟内到达目的地

  7月1日下午3:45,流调小分队队长秦雨的手机收到指挥部一条信息“悦景苑社区有密接人员,速到现场”。接到任务后,他叫上队员郭少安就要出发。“就这么走了,不准备一下吗?”记者紧张地问。他拍拍车门,“都在后备厢里。”

  俩人发动汽车,简单商量了一下线路,然后迅速驶向目的地。据介绍,黄村镇镇域面积129平方公里,与6个街道、4个镇和2个基地相邻,共有社区和村40个。队长秦雨来自于镇新城协作办公室,他自信地说,“我们小分队的优势就是熟悉本地交通。”“只要躲避拥堵路段,就能节省不少时间。流调本来就是抢时间的活儿。”果然,15公里路程只用了20分钟。

  进入小区停下车后,他们和前来对接的社区干部交流了几句,然后打开后备厢,开始穿戴防护用品。除了防护服、口罩、护目镜、面罩,还有脚套以及两层手套,袖口再用胶带缠绕……因为有可能接触高危人群,他们的穿戴和医生护士几乎一模一样。下午,地面温度接近40摄氏度,俩人刚刚穿戴整齐,护目镜里就布满了雾气。

  小区里一位买菜回家的大妈正好经过这里。毫无心理准备的老人看到这副场景,吃惊地倒退了好几步。虽然戴着口罩,但她还是不放心地用手半遮着脸,硬挤进旁边的隔离绿化带里匆匆离开。

  “居民的这种反应我们已经习惯了。”协助现场工作的另一位流调员告诉记者,这次流调对象是一位年轻妈妈。由于其父母去过新发地并且已经确诊,她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集中隔离了14天,核酸检测为阴性。没想到刚回家第2天,其丈夫竟然也被确诊。她和孩子不得不再次隔离,而为他们送过饭的爷爷奶奶成为密接者。“病毒凶险,变幻莫测啊。”这位流调员不禁感慨。

  因为一直在隔离,这位年轻妈妈的活动轨迹相对简单。时间不长,流调员从楼道里走了出来。相互消毒,然后摘掉装备,褪下防护服,衣裤已经全部湿透,护目镜就像进了水的泳镜一样,里面一汪水。郭少安抓起后备厢的矿泉水,猛灌下两瓶。

  记者翻看他们的记录本,因为汗水和消毒液浸湿,记录本已经变得皱皱巴巴。上面的记录也有些凌乱。郭少安不好意思地说,护目镜里全是雾气,在现场他只能寻找镜子边缘清晰一些的地方先记几笔,得赶紧回去,把材料补充完整。

  火线成立

  食品厂疫情波及上万人隔离

  6月17日,一家大型食品厂出现3例确诊病例,黄村镇升级为红色高风险区域。当晚,镇政府6层会议室的气氛焦灼:防疫形势严峻,下一步该怎么办?

  据介绍,6月14日,该食品厂出现首例病例。虽然该病例居住地在大兴区的另一个镇,但是作为其工作单位的属地,黄村镇第一时间联系企业,对现有全体员工进行了核酸检测。第2天,黄村镇拿到疾控中心的流调报告,立即对所有密接人员进行了集中隔离观察,其余的工人全部居家隔离。疾控部门也对工厂进行了全面的环境消杀。

  可令人不解的是,两天后,该食品厂又有两名居家观察人员被确诊,而且这两个确诊病例竟在密接人员名单之外。黄村镇书记莎红高说:“显然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扩散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为了尽快筑牢防止病毒扩散的堤坝,大兴区政府对该食品厂所有员工全部采取集中隔离,其中200多名员工分散居住的厂区周边4个村子,也全部实施封闭管控,除了密接人员集中隔离,其他村民也进行居家隔离,隔离人数超过万人。

  会议持续到18日凌晨,作为疫情期间在黄村镇指导工作的大兴区人大主任邵恒说:“病毒跑得比我们快,藏得很隐蔽,镇里的流调工作必须向前一步。”镇党委决定成立镇级流调小分队,全面配合区疾控中心的流调工作。来自新城协作、水务、综治和安全等部门的11名“壮士”组成了这支队伍,与病毒赛跑,目标是抢在病毒传播之前控制住传播途径,尽最大可能减少被动接触者。

  应查尽查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如果把确诊病例作为圆心A,其接触者可根据密切程度划分为B、C、D等同心圆。疾控中心的流调对象主要是A,流调小分队协助进行B、C甚至D的流调。流调就像涟漪一样,随着对象一圈圈的扩散,调查范围也越来越大。

  对于队员王永江来说,他在流调过程中遇到最复杂的对象是一位19岁小伙子,其发病前是新发地送货员,活动范围广,接触人群多。调查中,不仅其工作中送货的店铺需要一一核查,甚至门口打招呼的保安,也得摸排清楚。还有在其居住地,他和女朋友饮食起居,逛街理发,买水买烟……流调员梳理出他近14天的行动轨迹,涉及早点摊、理发店、药店、粮油调料店、麻辣烫小店,还有3家超市。由于都是小门脸儿,店铺的名称不清、位置不准。两组流调员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根据俩人的支付记录,挨家挨户比对商铺收款人信息,最终锁定了全部涉及的商铺。然后马上告知商铺立刻停止营业,并调用监控录像,判定是否有其他可能的密切接触者,相关人员迅速隔离,同时通知有关部门进行环境消杀……

  队员刘顺兴告诉记者,炎炎烈日下,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村子里排查商铺,一穿就是6个多小时。其间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队员们体力严重透支,几乎中暑。

  据队员董立新介绍,从疾控中心获得的线索,有时是一个明确的人,有时只是病例出现过的一个地点。比如一个流调对象居家隔离期间外出工作,后被确诊为新冠病例。小分队需要调查的线索是他曾经入住过的一家宾馆。

  接到线索后,流调员立即找到该宾馆,依据疾控中心出具的协助调查函,通知其停止营业,并调查该病例入住期间负责接待的前台、结账以及清扫保洁员,甚至后续入住该房间的客人。

  “流调要做到应查尽查。”队员们像侦探一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有时一条线索又牵出七八条线索和接触人,枝枝蔓蔓,调查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些调查材料将反馈给疾控中心,从而绘制出一张完整的人员接触网,疾控专家据此判定密接者或下一步措施。

  跑赢病毒

  “宁愿所有工作都白做”

  截至7月3日,小分队成立15天来,共摸排确诊病例接触者304人,其中90人被定为密接人员,2人为确诊病例。

  为了和病毒赛跑,小分队24小时待命。有一次,队员陈二刚、宋文杰和肖磊晚上11点半接到任务,要调查一位居住在桂村的密接人员。深夜,流调对象因紧张几乎失忆。“任何人回忆14天的生活轨迹都有些困难,更何况是面对压力。”见流调对象不停地唉声叹气,全副武装、汗流浃背的队员们,不得不控制自己的焦躁情绪,一边安慰他,一边提示他看看微信聊天记录或手机里的照片,慢慢回忆。调查结束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遇到有的流调对象故意隐瞒,队员们不仅要对他讲法律责任,还要讲人情世故。“说出真实的情况,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一旦发生传染,首先影响的就是身边的亲人”……一位流调对象在流调员的耐心劝导下,讲出自己曾经跟10多人聚餐的经历。

  记者翻看他们的报告,每个调查对象都是三五页A4纸,密密麻麻写满了“流水账”。时间、地点、人物……材料中普通的一句话,就有可能揭示病毒传播的重要线索。每条记录的背后,或许都有一段流调员耐心细致、斗智斗勇的故事。

  拍着厚厚的流调报告,秦雨坦诚地说,随着一个个调查对象解除隔离,排除传染的可能,这条流调线索就算归零了。“可我们宁愿所有的工作都是白做,这既证明大家是安全的,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效的——我们跑在了病毒前面。”

  本报记者 罗乔欣

  特写

  与病毒擦肩而过

  在与病毒的赛跑中,“利刃”小分队时常与病毒擦肩而过。

  他们流调的对象中,有的是老少三代五六口人挤在一间屋里,房屋通风条件差,疾病易于传播。对于入户的流调员,被感染的风险非常大。

  令队员刘顺兴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去调查新发地的送货员。队友正在和小伙子沟通,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小伙子的女朋友走了进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他女朋友竟然没有戴口罩!几天后俩人双双被确诊感染。“得知消息我吓出一身冷汗,不断回想流调中有什么环节可能被传染。现在想起来都十分后怕。”

  “虽然害怕,但我们从来不会吓得睡不着觉。”几个小伙子憨憨地笑起来,因为太累了,找个地方倒头就着。“我们没有朝九晚五,随时出发。”

  除了危险,让队员们备感受罪的就是穿戴的防护设备。他们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对着电扇吹,也感觉不到一丝凉意。汗水汇集在护目镜里,流进眼睛,疼得半天睁不开。因为隔离点有规定不能坐电梯,他们只能穿着防护服爬楼梯,常常感觉要窒息了。“穿这个真减肥,这十多天我已经掉了6斤肉。”队员郭少安说。

  “利刃”小分队成员来自于黄村镇各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流调任务要求他们有稳定平和的心态和缜密周全的思维。原本粗糙鲁莽的硬汉,这些日子也被磨炼成婆婆妈妈的知心大哥了。

  7月以来,他们终于轻松一些了,作为疫情的晴雨表,流调小分队的清闲意味着疫情的好转。“自打穿上这套防护服我们就没再回过家。”镇里为他们在外面找了一处临时住所,刘顺兴和郭少安都有孩子,负责做饭。看着他俩娴熟的刀功,记者问:“想家了吧?”他俩对视一笑,“等疫情过去了,我们还要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回去抱娃,希望越早越好吧。” 本报记者 罗乔欣

  “神行太保”转运员

  早上6点,从大兴黄村出发,途经通州马驹桥、通州永乐店镇、海淀区北大东门、石景山区永定林宿舍、丰台方庄,回到镇政府已经是晚上11点55分了。这是转运队7月4日一辆车的行程记录。在黄村镇,有这样一群无所畏惧的逆行者——转运员。他们是一群以车为伴,在疫情一线四处奔走的“神行太保”。

  黄村镇转运小分队共为2辆车2组人,20天转运密切接触者和解除集中隔离人员900余人次,行驶里程近1万公里,相当于从中国的最东部到最西部开车跑了一个来回。

  来自社区办的晏晓嵩和安全科的侯云飞从年初就开始负责隔离人员转运。他俩告诉记者,那时候转运的大部分是高风险地区的回京人员;而现在是配合区疾控、镇流调队和全区各隔离点接送人员,每天任务都安排得满满的。由于这一阵需要转送的人员量增大,镇里又相继调入土地巡查大队的4名工作人员,形成一个机动小组。组长高瑞龙说:“人员转运不但要追求速度,还要保障每辆车和每个人的安全。”

  侯云飞告诉记者,他们穿上防护服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天,吃饭也是走到哪赶上饭点儿就吃一口。“小时候总是羡慕电影里的英雄金戈铁马、四海为家,可现在我最想的就是家里那张床。”

  刘冠林 文并摄

责任编辑:怀宁新闻)  作者:怀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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